給《科學月刊》的一封公開信

《科學月刊》社各位理事，

頃見《科學月刊》438期（2006.6月號）的【編輯室手記】，由總編輯林基興博士所撰之「權衡利弊得失」一文，其結論為：「綜合上述，當用核能吧！」，再加404頁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教授李敏所撰的【評論】，其結論為「為了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，為台灣的永續發展，我們沒有放棄核能的本錢。」

從這兩篇代表《科學月刊》「官方說法」位置的文章看來，無可諱言的，《科學月刊》可以被的定位為「擁核」的立場。

我離開台灣的社會運動近10年，回台灣後，發現現在的言論市場中，充斥的都是「立場」，而非「立論」，各方面都勇於各自表述「立場」，而無理性的「立論」，沒有交集（去異存同），更無聯集（存異求同），這場景在每天晚上的談話性節目中「聯播」，沒有看到犯錯者的反省，也沒有看到太多建言的提出的出路與對策火花。身為《科月》的一員，我擔心《科月》也淪為「口水戰場」。

我只想提出兩個非常嚴肅而迫切的課題，希望值得《科月》的朋友花一點時間想一想。

一、現有三座核電廠六座機組的除役與高強度核廢料出路問題。
自民國1979年核一廠開始運轉，當初的設計壽命是30-40年，換句話說，再過3年，核一廠三十年換照，是否要讓它延十年，或是如中研院李遠哲院長的50年，這是未來3-23年之間就要面對第一座核電廠機組除役，及其乏燃料的工程問題，接下來就是核二廠（1980年開始運轉），和核三廠（1984年開始運轉）。這是我們這個世代必須面對的課題，不論我們是擁核，還是反核，都必須對這件事負責，也必須面對歷史的評價，因為我們都用了核電。而不是蘭嶼人或是30年後的台灣人。

二、現在和未來的核能人才問題。
我注意到原來李敏教授是在清大核工所，而現在核工系所都沒了，成了「工程與系統科學」，我不知道這個系所和核工系所的知識大綱（Body of Knowledge）有何不同，又為何要捨「核工」而不用？但是我和一些原能會、台電、經濟部的老朋友談到他們最憂心的事，莫過於現在的核能人才不濟的問題。未來興建新的核電廠困難可能比現在更複雜，還有誰運意把子弟送去念核工？未來核工人才可能都要去處理除役和高強度核廢問題，希望屆時能像今天各縣市政府招收清潔隊員一樣，大家踴躍報考。但情境會是如此簡單而樂觀嗎？除役與核廢處理的技術、資金、人才、科際整合都遠比興建還複雜，再加上政治考量，以及瞬息萬變的國際與兩岸關係（從政治、民情與自然條件等三方面而言，台灣本身可能根本騰出任何一個地方來處理高強度核廢，而不得不考慮送到國外或大陸的處理場），我們有多少的自主能力來解決這個問題？到時候誰會做？誰能做？有多少資源（錢、土地、技術、時間、人才）去做？

我相信《科月》是國內的理性論證的空間，以科技人的人道關懷來看這個世界和社會，而不要陷於擁核／反核的牛角尖中。我希望擁核／反核陣營休兵，大家要面對上面兩個立即在未來20年內要面對的課題，找出解決方案，這可能是《科月》會員更期望看到的，對於科學人而言，這要比討論到底要不要核能更負責任。

對於我個人而言，從我過去擔任記者採訪核能電廠（1985-1990），到後來從事環保與品質運動(1990-2006)，我必須坦承，我是一個「終身的反核者」，因為我對政府行政與台電的經營管理能力充滿了疑問與不安，我也無法樂觀地期望他們可能在我有生之年改善；我們這代被迫接受核能的既成事實，所以我選擇責任關懷(responsible care)的態度。我也承諾過，只要有可能，我願意無條件參與核電廠除役、核廢處理工作，因為此生中我用了核電，必須以未來的生命來償付享用核電30-40年的代價，我不希望核廢給後代子孫帶來災害或不便。

方儉Jay Fang
財團法人綠色消費者基金會董事長
前美國品質學會中國地區首席代表（2004.2-2006.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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